2025年1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通識教育學科部成功舉辦了首屆“大灣區高校歷史教育教學工作坊”。此次活動匯聚了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暨南大學、深圳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的28位高校歷史教育工作者，圍繞高校歷史通識課程的教學模式優化、教學質量提升以及跨校合作與經驗共享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本次工作坊設立了四個核心議題：歷史與通識教育、公共史學與田野、教學探索實例、教學新媒介與技術。與會學者結合自身的教學經驗，圍繞這些主題進行深入交流，不僅分享了各校的創新實踐，也針對當前面臨的挑戰提出了多元化的解決方案。此次工作坊的舉辦，為大灣區高校搭建了一個跨校協作與資源共享的平臺，同時也為構建更加前瞻性的歷史教育體系奠定了基礎。
在工作坊開幕式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助理院長李瀟雨教授、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李蘭教授、人文社科學院通識教育學科部主任姜麗麗教授分別致辭。三位教授在致辭中介紹了人文學院、學能提升研究中心和通識教育學科部的發展情況，并強調本次工作坊的核心目標在于深化高校歷史通識課程的教學交流，探討當前教學實踐中的機遇與挑戰。她們指出，盡管大灣區高校在歷史教育方面各具特色，但在課程設計、教材選用、教學方法創新及跨校合作等方面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本次工作坊的舉辦不僅填補了該領域深入交流的空白，也為未來區域高校間的經驗共享與協同創新提供了重要平臺，推動歷史教育在新時代的發展。
第一場報告“歷史與通識教育”由趙蕊娟教授主持。劉暢教授、楊圣宇博士、王超博士發表報告，題為《面向國際生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教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自2017年起開設《中國近現代歷史與文化》，專為國際生設計，并逐步發展為全校本科生可選修的全英文歷史課程。這門課程的核心目標是在全球視野下講授中國近現代史，同時增強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授課團隊介紹，該課程每年都會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專家評估，并不斷吸納關于中國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由于本校國際生群體主要來自東南亞（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許多學生有華裔移民背景，使他們在理解中國近現代史時具有天然的文化親近感。因此，課程在教學過程中不僅關注中國近代化進程如何借鑒西方經驗，還特別強調亞洲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歷史，以幫助國際生理解中國在亞洲和全球歷史中的定位。從最初僅面向國際生，到如今開放給全校本科生，這一轉變標志著港中深的歷史教學正在邁向國際化。然而，日益復雜的國際局勢也給課程的教學內容、評估方式和學生的能力培養帶來了新的挑戰。講者們分享了近年來課程開發的經驗，并結合學生反饋探討教學定位的調整方向，希望通過本次會議，與大灣區其他高校的同行交流教學創新的思路與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學部蔡思行博士報告的題目是《港中大通識課程的歷史教育元素：以“認識中國”課程為例》。歷史教育在大學通識課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但在香港，歷史教育的發展受到特定歷史背景的影響。蔡博士首先回顧了香港的歷史教育發展軌跡，指出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港英政府刻意淡化學校教育中的“中國元素”。然而，1970年代香港的大專學生自發組織“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運動，推動了新一代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關注。近年來，香港中文大學在通識課程體系中加強了歷史教育的比重，其中，“認識中國”系列課程便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兩門課程致力于彌補香港學生對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認識的不足，不僅介紹中國歷史的基本框架，也結合當代社會、經濟和政治議題，幫助學生建立對中國的全面認知。蔡博士表示，在歐美、中國臺灣等地，歷史課程在通識教育中的地位較為穩固，而中國香港的情況較為特殊。因此，在課程設計中，歷史教育應更加強調歷史思維的培養，而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這一思路不僅適用于香港，也對其他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設計提供了借鑒。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崔文東教授發表了題為《中國近現代史通識課的設想、實踐與反思》的報告。崔教授回顧了2015至2017年任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期間開設的近現代史通識課程的教學經驗。這門課程針對內地教育背景的本科生，希望通過多元的歷史闡釋方式，引導學生擺脫單一的“受害者史觀”，更開放地理解中國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在教學實踐中，該課程特別設計了“家族史”口述歷史作業，鼓勵學生通過采訪家中長輩，了解民國和共和國時期的歷史變遷。這一作業形式幫助學生在個人與時代之間建立聯系，使歷史學習更具親和力和現實感。崔教授強調，盡管該課程受到學生歡迎，但歷史通識課程仍然面臨挑戰，特別是在如何平衡歷史敘述的多樣性、如何讓學生在課堂外持續思考歷史問題等方面。他希望未來能結合過往的教學經驗，在港中大或其他院校進一步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通識教學，并探討更適合當前學生群體的教學方式。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文化學院中國研究系李紀教授的報告題目為《跨學科的歷史教學：港大中國研究必修課的經驗》。香港大學的歷史教學長期以來分布在不同院系（如中文學院、人文學院和現代語言文化學院）之下，因此，如何在不同學科背景下開展有效的歷史教學，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李教授介紹，港大中國研究系的中國研究必修課采用跨學科教學模式，由歷史學者和政治學者共同授課，結合歷史、政治、經濟等不同學科的視角，幫助學生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當下的政治經濟現實。該課程強調兩個核心維度：歷史視角：讓學生理解中國歷史事件的長時段影響，并掌握基本的歷史分析方法；全球與比較視角：在全球史框架下，將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進行對比，使學生建立更宏觀的理解。李教授認為，在當前人文學科式微的背景下，如何讓學生接受歷史學作為一門思維訓練的學科、如何讓歷史教學與當下現實建立聯系，是所有高校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港大的經驗表明，跨學科合作和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能夠有效提高學生對歷史課程的興趣，并培養他們將歷史知識應用于現實分析的能力。
第二場報告“公共史學與田野”由本校王超博士主持。香港中文大學陳文妍博士的題目為《公眾史學教學方法的反思》。陳博士首先回顧了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過去三年中的公眾史學與口述史課程教學經驗。這兩門課程以實踐導向為核心，理想情況下應采取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例如通過組織展覽、實地訪問等方式，讓學生直接參與歷史實踐。然而，由于公眾史學碩士必修課程的班級規模龐大（多達90人），口述史本科課程亦有50人之多，導致實踐教學的實施面臨較大挑戰。在當前的課堂教學中，她結合理論講授與案例分析，鼓勵學生探索公眾史學的不同方向，涵蓋博物館、文化遺產、電子游戲、影像等領域，以此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在口述史教學中，她嘗試了個人訪談和團隊合作兩種模式：前者鍛煉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后者則加強團隊協作，但也帶來分工不均、互動效率等問題。她指出，如何在大班教學中更有效地引導學生進行口述訪談，是未來公眾史學課程改革的重要課題。她希望通過本次工作坊，與同行們交流心得，并共同探討實踐教學的新方法。
彭永昌教授的報告為《口述史與大學歷史教育——基于口述家族史的課堂教學實踐》。彭教授介紹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通識教育課程《中國近現代歷史與文化》中口述家族史作業的設計與實施情況。他指出，口述史近年來逐漸受到學界重視，并被廣泛應用于大學歷史教育。該課程自2018年起引入口述家族史作為作業形式，鼓勵學生通過訪談長輩，梳理家族史料，以此理解個人經歷與時代變遷之間的關系。彭教授以近六年（2018-2024年）的教學實踐為基礎，分析了學生對口述家族史的接受度、選題特點、實施過程中所需的技術支持，并探討了如何優化課堂教學安排。他指出，盡管部分學生在訪談過程中遇到了材料收集不完整、口述內容主觀性強等問題，但整體來看，口述家族史教學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拓展了歷史教學的內容，還增強了學生與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系。彭教授認為，口述史研究方法是大學歷史教學的有益補充，值得在更多課程中推廣。
深圳大學歷史系黃壯釗教授發表了題為《基于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教學實踐》的報告。黃教授分享了歷史人類學方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課程中的應用。他指出，該課程通常采用宏大敘事的方式講授，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然而，這種方式容易忽視普通人的歷史經驗，而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即結合文獻解讀與田野調查，能夠彌補這一不足，使課程內容更加豐富和貼近現實。在教學實踐中，他鼓勵學生在學習官方文獻和學術研究的基礎上，主動收集地方史料，如家族譜牒、碑刻、民間儀式手冊，并進行口述訪談，記錄地方歷史記憶。黃教授強調，田野調查不僅能夠提供更鮮活的歷史細節，還能讓學生更深入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發展變遷。通過普通人的視角講述共和國史，不僅增強了學生對歷史的共鳴，也提高了他們的學習興趣。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呂永昇博士分享了《“田野考察”活動在歷史通識教學中的應用》。呂博士以大學通識課《中國通史》為例，探討了田野考察在歷史通識教學中的作用。他指出，田野考察是人文學科的重要學習方式，可以有效補充課堂講授，讓學生走進歷史現場，通過實地考察深化對歷史的理解。在教學實踐中，他采取了課堂講授加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模式，鼓勵學生在閱讀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親身走訪歷史遺址、博物館、老街等地，通過觀察與訪談獲得更直觀的歷史體驗。這種模式不僅增強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也培養了他們運用歷史研究方法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呂博士希望借助本次工作坊，與同行交流田野考察的具體實施方案，進一步優化教學效果。
本校毛迪教授報告的題目為《跨校合作課程的開展——以〈嶺南：歷史與社會〉課程為例》。毛教授圍繞粵港澳大灣區高校跨校合作課程的實踐，介紹了《嶺南：歷史與社會》通識課程的教學模式。該課程由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聯合開設，旨在通過課堂講授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引導學生理解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變遷。在課程設計上，該課程強調“走出書齋，走進社會”，學生不僅要閱讀文獻，還需親自參與田野調查，如走訪廣州、深圳、香港等地的歷史遺址，記錄在地文化現象，并結合課堂理論進行分析。這種模式有助于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并增強他們對歷史研究的在地化認知。此外，跨校合作模式也為師生提供了更多學術交流的機會。毛教授認為，該教學方法在推動區域歷史教育發展方面具有較大潛力，并期待未來能進一步拓展跨校合作的形式。
第三場報告“教學探索實例”由馬奏旦博士主持。暨南大學歷史系徐世博教授的報告是《歷史學本科生“中國近代史”課程教學實踐與反思》。在當前高校歷史學專業學業“內卷化”趨勢下，如何在主干課程中平衡基礎知識傳授與研究能力培養，成為教學實踐中的挑戰。特別是在升學壓力和科研考核體系影響下，學生普遍追求“速成”成果，而教師則面臨課程設計的難題。徐教授結合自身“中國近代史 I”課程的教學經驗，探討了如何應對這一困境，并提出應在保證系統授課的基礎上，調整課程節奏，適應學生需求，同時兼顧學術訓練。此次報告旨在拋磚引玉，與同行探討歷史學本科教學的優化路徑。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李思逸教授報告了《龍在近代中國的一種接受史》。李教授以“龍”這一傳統文化符號為例，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現代性沖擊下重新詮釋龍的象征意義。他指出，在晚清面臨西方科學思潮的背景下，知識分子通過視覺知識、地質學、古生物學和圖騰主義等不同理論框架，試圖賦予龍新的解釋，例如將其視為自然現象、史前生物，或中華民族的象征。龍的接受史不僅反映了科學與迷信、傳統與現代、中西認知范疇的碰撞，也提供了理解現代中國思想變遷的獨特視角。
深圳大學歷史系李兆旭教授分享了《選擇性必修思政課程“體育中的中國近現代史”教學心得》。該課程結合體育史與思政教育，旨在增強學生對體育與民族復興、個人發展的理解，并提高其對歷史的興趣。李教授在教學中注重：強化思政色彩，通過體育事件講述中國故事，并結合深圳及深圳大學的實例；保持課程的時效性，更新教學內容，結合體育熱點事件進行專題討論；引入學術前沿研究成果，提升課程的理論深度；強調問題意識，通過課堂問答、作業和考試，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深圳大學歷史系劉硯月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案例教學法與高校“史學概論”教學實踐》。該課程因其理論性強，教學挑戰較大，劉教授借鑒《像史家一般閱讀》的教學理念，將案例教學法引入課程，強調培養學生的歷史閱讀與分析能力。具體教學步驟包括：研讀史料，提取歷史信息；理解史料閱讀的基本問題及處理方法；構建證據鏈；結合學術史和相關理論，引導學生理解不同史家的問題意識；通過完整閱讀和討論深化理解。以“敦煌文獻與韋莊《秦婦吟》的復現”為案例，學生不僅學習到新史料如何促成新問題的產生，還能理解學術研究的動態演變，進而掌握歷史研究的方法論。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周孜正老師，以及朱雅彤、王子玥同學共同報告了《從課堂討論、新論題發現到本科論文初步形成——以“中國現代史”教學中的深圳牛奶進港為例》。在“中國現代史”課程中，教師通過課堂討論、分組研究和論文指導，培養學生從興趣點出發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以“深圳光明華僑農場牛奶出口香港”為例：課堂討論階段：學生提前兩個月查閱資料，并以“光明農場乳業發展三十年（1974-2004）”為題進行匯報，接受師生質詢。課后深化研究：在教師指導下，學生進一步收集報紙、檔案、企業口述歷史等資料，形成更完整的研究框架。論文成型：最終，研究主題聚焦為《深圳光明牛奶進港的路徑更替與質量改進（1974-1994）》，并成功銜接本科畢業論文。該案例展示了如何通過課堂教學激發學生的學術興趣，并引導其完成從課堂討論到學術論文的轉化。
第四場報告“教學新媒介與技術”由楊圣宇博士主持。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陳斌教授發表的題目為《電子游戲與中國近現代歷史教學》。電子游戲作為文化產品在現代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尤其是高質量游戲能夠促進課堂互動，提升學生興趣，并幫助他們更深入理解歷史過程。然而，目前在中國近現代史教學中，電子游戲的運用仍相對有限，主要受限于相關游戲的數量和教師對已有游戲的研究不足。以鴉片戰爭為例，陳教授指出，市場上相關游戲稀缺，但在1997年香港回歸背景下，北京金盤電子公司曾開發出《鴉片戰爭》這一兼具可玩性與歷史性的游戲。該游戲的關卡設計能讓玩家體驗清朝軍隊與英軍之間的實力差距，同時在熟悉游戲機制后，玩家甚至可以反敗為勝，從而帶來不同于傳統敘事的鴉片戰爭體驗。陳教授強調，歷史教師可以嘗試在課堂中引入此類游戲，或鼓勵學生自行開發近現代史主題游戲，以拓展教學可能性。
本校Corinne Doria博士報告題目是“History and Generative AI: Establishing Best Practices in Education”（歷史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中的最佳實踐）。過去一年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應用日益普及，尤其在文科與社會科學領域，人工智能工具已被廣泛用于文獻綜述、課程設計、作業構思等。然而，人工智能技術的引入在學界引發了不同觀點的爭論。Doria博士指出，一方面，人工智能 有助于提升創造力、擴大學術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對學術誠信的擔憂，特別是傳統的作業模式容易被 人工智能 取代。歷史學界對此尚未達成共識，部分學者主張全面禁止，部分則支持學生自由使用 人工智能。為應對這一挑戰，各大學和學術機構已開始制定規范，防止人工智能 濫用。Doria博士的報告概述了當前圍繞人工智能在歷史教學中的爭議，并提議建立一個平臺，分享最佳實踐，推動人工智能在歷史教育中的負責任使用。
本校Hanna Manente Nunes博士分享了“An Exercise in Public History” （公共史學的教學實踐）。公共史學強調知識的傳播與社會互動，而不僅限于學術研究。Nunes博士介紹了在其拉丁美洲史課程的期末項目中，學生被鼓勵將課堂所學帶出課堂，結合個人興趣，創造具有公共傳播價值的作品。許多學生提交了極具創意的項目，如游戲、文學作品、博客文章等，并自發地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他們的成果。這種方法不僅能激發學生興趣，也能讓他們認識到自己是歷史的一部分，有能力對歷史理解做出貢獻。當然，公共史學任務并非萬能解法。Nunes博士強調，它無法徹底規避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問題，也無法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充分投入，但它提供了一條新的可能路徑，讓學生在創造過程中真正理解歷史，并增強他們對歷史學科的歸屬感。
本校鄭詩涵博士報告的題目是《歷史情境扮演案例：腰古村案》。角色扮演游戲可以培養學生的歷史共情能力，使其更深刻地理解歷史情境。鄭博士的報告介紹了一個圍繞乾隆年間殺夫案設計的課堂角色扮演案例。該課程分為三部分：史料閱讀（學生熟悉案件背景與史料）、審判與復核（學生分別扮演不同歷史角色進行庭審）、復盤與反思（學生總結角色經歷，探討歷史與法律的關聯）。整個教學過程持續2小時，適用于30-40名學生。實踐結果顯示，這種教學方式有助于學生理解史料分析的復雜性，并培養他們對歷史事件的批判性思考。然而，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角色分配的合理性、學生是否能夠充分投入角色等，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校張繆斯教授分享了“Global Commod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History: A Digital Approach to History Teaching”（全球商品與其歷史影響：歷史教學的數字化方法）。張教授探討了早期現代全球商品貿易對歷史的深遠影響，并介紹了自己在“1500年以來的全球史”課程中的教學實踐。她利用“Global Commodities: Trade, Exploration & Cultural Exchange”數據庫，讓學生基于原始文獻（如日記、圖片、旅行日志和地圖）研究特定商品的全球流通史，并圍繞宗教、科學、民主、種族、性別、階級等主題進行課堂展示。這一教學方法不僅培養了學生的歷史研究能力，也幫助他們理解貿易如何塑造近代世界的思想變革，展示了數字工具在歷史教學中的獨特價值。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環節是圓桌討論，由香港中